概况

    维吾尔族总人口为8399393人（2000年），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区维吾尔族人口8345622人，占全国维吾尔族总人口的99.4%。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是维吾尔族的聚居中心，其中尤以喀什噶尔绿洲、和田绿洲以及阿克苏河和塔里木河流域最为集中。天山东端的吐鲁番盆地，也是维吾尔族较为集中的区域。天山以北的伊犁谷地和吉木萨尔、奇台一带，有为数不多的维吾尔族定居。此外，在我国湖南省桃源县和河南省绳池县，也有少量维吾尔族分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是我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级行政区。全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6；陆地边境线5600多公里，约占全国陆地边境线总长的1/4，由北向南依次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8个国家接壤。

    新疆的地形特点是山脉与盆地相间排列，盆地被高山环抱，俗喻“三山夹两盆”。新疆北有阿尔泰山，南有昆仑山，天山横亘中部，把新疆分为自然景色各异、风貌迥然不同的南北两个部分。习惯上，称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天山南麓，有我国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盆地中央是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北麓，有孕育克拉玛依油田的准噶尔盆地和宽阔富饶的伊犁河谷地。此外，在天山东端，有我国夏季气温最高、陆地上海拔最低的吐鲁番盆地。

    山区融雪和降水是新疆河流的源泉。新疆有数百条河流，除额尔齐斯河注入北冰洋外，其余皆为内流河。世界上最长的内流河塔里木河和叶尔羌河、玉龙喀什河、车尔臣河灌溉着塔里木盆地四周肥沃的土地，伊犁河、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及玛纳斯河哺育着北疆广阔的田野和牧场。许多内流河的下游，潴为湖泊，有罗布泊、博斯腾湖、布伦托海、艾比湖等，盛产鱼类和芦苇。

    新疆属典型大陆性气候。南疆干旱而温暖，有“塞外江南之称”；北疆较为寒冷，雨雪充沛。区内山脉融雪形成众多河流，为分布在盆地边缘和河流流域的绿洲提供了灌溉水源。在盆地边缘的沙漠和戈壁开发绿洲，是维吾尔族农业的特色。小麦、玉米、水稻是新疆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新疆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天山有蕴藏量极大的煤和铁，阿尔泰山以盛产黄金著称，昆仑山的和田玉自古有名，还有各种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绵延千里的油气田、亟待开垦的可耕地，地热、风能、太阳能也有着很大的开发潜力。

    “维吾尔”是民族自称，意为“团结”、“联合”、“协助”之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文文献对这个族名有不同的译写。4世纪文献中称为“袁纥”。6世纪末、7世纪初文献中称为“韦纥”。788年以前文献中称为“回纥”。788年以后至13世纪70年代则称为“回鹘”。13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称为“畏兀儿”。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则称为“回部”、“缠回”。1935年称为“维吾尔”，并一直沿用至今。

    现代维吾尔语是维吾尔民族的共同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历史上，维吾尔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突厥语阶段（7-13世纪），察合台语阶段（14-18世纪），近代和现代维吾尔语阶段（19世纪-现在）。在我国，现代维吾尔语分为中心、和田、罗布三个方言，标准语以中心方言为基础，以伊犁—乌鲁木齐语音为标准音。维吾尔语与同语族的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等亲属语言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独具的特点。

    维吾尔族使用文字的历史十分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采用不同的字母系统书写自己的语言，文字名称也不相同。8世纪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回纥人曾用突厥如尼文。9世纪至15世纪之间，今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以及葱岭西的回鹘人都曾使用过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但各地区使用的时间长短不同，东部的回鹘佛教徒使用的时间最长。葱岭西回鹘和葛逻禄等部建立的喀拉汗王朝自10世纪信奉伊斯兰教后，改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称为王朝突厥文。这种文字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不断扩大使用范围，在15世纪基本取代了回鹘文，成为维吾尔族和新疆、中亚一带突厥语诸族通用的文字。由于起初主要使用在原察合台汗国的领地，故称为察合台文。现行的维吾尔文，是在晚期察合台文为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经过不断改进和补充，迄今已成为维吾尔族全民通用的文字。1960年，曾进行过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但由于全面改用新文字的条件尚不成熟，故1982年9月起停止使用新文字。

    历史沿革

    维吾尔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我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丁零”(“丁灵”、“丁令”)。也有人认为，维吾尔族的先世与匈奴有血缘关系。

    公元前3世纪，“丁零”生活在山地森林和蒙古草原的北部边缘，以狩猎和畜牧为生，相继受草原上的匈奴、鲜卑和柔然汗国的奴役。 4世纪以后，“丁零”又被称为“铁勒”、“铁历”、“赤勒”或“敕勒”，分布于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的东西万余里的欧亚北方大草原上。由于他们使用的车轮高大，又被称为“高车”。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的被称为东部铁勒，其中的“袁纥”部，在5世纪时成为“高车”诸部之首，也就是7世纪时“铁勒”诸部中的“韦纥”。

    5世纪中叶，在准噶尔盆地东部出现了一个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铁勒部落，被称为“突厥”。552年，阿史那氏建立了包括整个蒙古草原和准噶尔盆地的突厥汗国，使其他一些铁勒部落成为它的属部。突厥贵族残酷的统治激起了各铁勒部落的反抗。为了与突厥贵族相抗衡，“韦纥”、“仆固”、“同罗”、“拔野古”等东部铁勒中较大的九个部落结成地域性的“回纥”部落联盟，被称为“九姓铁勒”，简称“九姓”。

    统一九姓铁勒各部的第一代可汗是骨力裴罗。744年 (天宝三年)，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联盟在唐朝大军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国，并建立起漠北回纥汗国。回纥汗国的疆域包括贝加尔湖以南，阴山以北，兴安岭以西和阿尔泰山以东的蒙古草原地区。诸部落原有的名称从此基本消失，统称“回纥”。就在这一年，骨力裴罗被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回纥汗国成为唐朝的属国。此后，历代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回纥与唐朝一直保持友好和从属关系，并两次出兵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788年（唐贞元四年），回纥可汗顿莫贺上书唐朝，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改回纥为“回鹘”。

    9世纪中叶，回鹘为黠戛斯所败。回鹘诸部纷纷离散，有的被黠戛斯所俘，有的南迁至内地，但大部分迁到西域，进入安西都护府辖地和于阗以西的地方。还有一些到达甘肃西部，投奔了吐蕃。

    西迁的回鹘，一部分进入天山东部地区。866年，居住在北庭和吐鲁番一带的回鹘首领仆固俊自北庭出击，大败吐蕃的大将尚恐热，夺取西州、北庭、轮台等要地。从此，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其势力范围东起哈密，西及阿克苏，北至伊犁河，南接吐蕃（今和田、敦煌间）。

    西迁的回鹘，还有一支进入中亚草原地区。10世纪中叶，回鹘联合葛逻禄、样磨等族建立了强大的喀拉汗王朝。起初，建都城于八拉沙衮城(今巴尔喀什湖南吹河源西南)，后来迁都喀什噶尔。强盛之时，其辖境包括今新疆地区的疏勒、莎车、于田、和田等地。到11世纪初，玉素甫•喀迪尔汗将于阗的李氏王朝灭亡，把伊斯兰教传到今日的和田地区。喀拉汗王朝统治时期，在促进当地各族经济发展、提倡游牧的突厥部落定居和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2世纪初，部分契丹人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从东北西迁至中亚，先后征服了喀拉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了契丹人的政权，史称西辽。西辽统治者对回鹘百姓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非常严重。西辽末期，蒙古强盛。高昌王决定依靠蒙古汗国来摆脱西辽统治。他们设计除掉了西辽派来的少监，并宣布脱离西辽，归顺成吉思汗。高昌回鹘王国成为蒙古汗国的属国。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在封地上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到1320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分。1514年夏，东察合台汗国阿黑麻汗的三子赛义德定都叶尔羌，称叶尔羌汗国。其疆域东起哈密，西至帕米尔高原，南界西藏，北接天山。在它最强盛时，除了天山南部地区外，还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伊塞克湖地区、费尔干纳盆地以及巴达克山和瓦罕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赛义德汗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统一了整个塔里木盆地。

    西迁后定居西域的回鹘，既融合了早就分布在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游牧的突厥语各部，又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他们同原来就居住在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田语的人民以及后来迁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长期相处，繁衍发展，到16世纪初形成维吾尔族。这一时期是维吾尔族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

    9至12世纪，回鹘社会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游牧的畜牧业逐渐转向定居的农业。回鹘地区与内地的商业贸易空前繁荣。通过“互市”将马匹、玉器、乳香、药材等大量运往内地，换回铁器、茶叶、丝绢和钱币。封建制度进一步确立，形成了以回鹘可汗和各级伯克(官吏)组成的农、牧主阶级。兼有汉族和西域特点的回鹘文化高度发展，表现在使用回鹘、汉、梵、萃利、婆罗米等多种文字和历算、绘画等各个方面。这个时期，南疆地区形成了维吾尔两大文化和文学中心，即北部的吐鲁番(包括天山以北的别失八里)和南部的喀什。这个时期产生的大量文献，包括行政公文、文学创作、宗教典籍和民间契约等，是研究维吾尔族历史和语言文化的重要材料。

    蒙古兴起后，现新疆大部分地区属察合台汗国领地。在大批汉族人民调遣到天山南北屯田的同时，还有许多维吾尔族人进入内地，除了手工业工匠之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中就有今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和回族的祖先。维吾尔族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有重大的影响。当时，许多维吾尔族人入仕元朝，他们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最早的蒙古文就是塔塔统阿采用回鹘文字母创制的。廉希宪、桑哥、阿礼海涯、燕只不花、脱烈海牙等在元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中担任过中书平章政事、尚书右宰相和平章政事、宣慰使等重要职务。流传于明代的散曲“海盐腔”是著名的维吾尔文学家贯云石的创作之一。沙剌班、廉惠山海牙参加了《金史》、《辽史》和宋英宗、显宗实录的修纂。杰出的农学家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资治通鉴》、《本草》、《贞观政要》等书，也在当时译成了回鹘文。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末，东起哈密、南至和田的广大维吾尔族地区，经过二百多年的分散割据，才逐步统一成个大范围的封建割据的喀什噶尔汗国。因迁都叶尔羌，又称叶尔羌汗国，统治者仍是蒙古察合台后裔。清初，叶尔羌汗国与清朝建立了朝贡和通商关系，维吾尔族和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继明代时疏时密之后又趋于正常化。由于代表不同地方封建集团的伊斯兰教“黑山”、“白山”两个教派争权，1678年北疆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汗在维吾尔人伊斯兰教白山派（依禅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引导下，率领准噶尔军队南下，消灭了叶尔羌汗国，并建立了以阿帕克和卓为“帕夏”(皇帝)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傀儡政权，对南疆实行残酷统治和任意掠夺。阿帕克和卓及其后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相继依靠准噶尔部蒙古人和中亚的外来侵略者，不断在南疆制造分裂和暴乱，给维吾尔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1759年，又粉碎了阿帕克和卓的后人大和卓木波罗尼都和小和卓木霍集占在南疆的反清叛乱，剿灭了所谓独立的“巴图尔汗国”。这一系列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安定新疆局势、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作用。

    清政府为加强对新疆的管辖，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在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西域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统治南疆、北疆，统辖归附于清朝的中亚和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各部。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分别采用州县制、扎萨克制和伯克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总理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8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这些地区的长官阿奇木伯克，总管各种事务。另外，还有管理地亩、粮赋、司法、水利、治安、商业和宗教的伯克。伯克们受到清政府的优遇，授予品级、田地、养廉银和种地人户(农奴)，有军功者还可豁免田赋、差役。由于朝廷任免的各级伯克代替了原来的世袭伯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地方势力，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的解体。此外，清政府还采取了兴办屯垦、举办商业、降低税率等一系列措施。这在客观上对维吾尔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8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完全处于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但各族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封建统治阶级日益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残酷剥削，最终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忍无可忍，纷纷奋起反抗。1765年，新疆爆发了乌什起义，这是维吾尔族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反封建斗争。在赖黑木图拉、额色木图拉父子的领导下，起义群众杀死阿奇木伯克及乌什办事大臣。起义者坚守阵地，连妇女、儿童也投入战斗，他们屡败清军，坚持半年之久。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维吾尔族封建主为维护其统治、达到摆脱清政府羁绊的目的，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教派斗争缓和阶级矛盾。从1820年至1828年，受英国唆使，南疆维吾尔族反动封建主的代表、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以宗教旗帜为掩护，由英国提供武器和直接指挥策划，多次侵扰南疆，未能得逞。此后的二、三十年间，张格尔的子侄自称和卓，继续骚扰南疆，涂炭生灵，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深受其害。他们的反动行径不但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反而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总是以失败告终。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陕西、甘肃各族农民武装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于1864年爆发了反清民族大起义，迅猛的反清风暴席卷天山南北，震撼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此间，在南疆和北疆先后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汗和卓(回族)、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回族)、以和田为中心的哈比布拉汗(维吾尔族)、以喀什为中心的金相印(回族)与思的克伯克(柯尔克孜族)，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其苏丹(维吾尔族)。但是，“民族”、“宗教”的旗号转移了群众斗争的目标，以致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最终总是被一小撮民族和宗教上层所篡夺。封建割据政权的头目们称王、称汗，对劳动人民进行更加残酷野蛮的封建统治。他们相互火并，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1865年，喀什噶尔封建主金相印和思的克伯克，利用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在疏附的起义，企图以拥护“圣裔”号召群众，从浩罕将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迎来喀什。英国扶持的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机入侵新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七城汗国)，占领了南疆和北疆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对新疆各族人民施行中世纪伊斯兰教汗国野蛮、暴戾的统治，维吾尔族人民与各族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在阿古柏入侵南疆之际，沙俄为了维护其在中亚的既得利益，与英国保持势力均衡，加紧和阿古柏勾结，背着清政府暗地与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通商条约。1871年，沙俄借口“中国西部各省的暴动”，俄国“绝无坐视之理”，悍然以“代收代守”为名出兵，侵占伊犁。沙俄侵略者在伊犁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殖民统治，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其间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在阿古柏和沙俄的血腥统治下，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

    彻底摧毁阿古柏政权、收复伊犁是新疆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在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下，1877年清军取得了讨伐阿古柏得胜利。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伊犁条约》。中国虽然收复了伊犁，却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多平方公里之地，赔款900万卢布。在此之前，沙俄通过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两个不平等条约，已经强割中国西北地区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如此，沙俄还在不得不交还伊犁时继续作恶，用武力劫走当地维吾尔、回、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达10万人之多。与此同时，侵略军肆意破坏农田、水渠、房屋、果园，抢劫粮食、牲畜。伊犁九城有五城几成废墟，有三城只剩下颓垣瓦砾一片。伊犁河右岸九个乡的维吾尔族人民，所有财物也被洗劫殆尽。

    1884年，清政府将原伊犁将军所辖西域之地建为行省，名为新疆。清政府这一措施，对于巩固西北边疆、防御外国侵略、开发和建设新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在外国侵略者和本族封建统治阶级造成的战争灾难中，深感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危害。建省以后，新疆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也愈益团结一致。

    辛亥革命以后，新疆处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的统治之下。1933年，英国策动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支持马木提、尧乐瓦斯组织所谓“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马木提又勾结马虎山共同叛乱。这一系列罪恶活动，都遭到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击，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1933年 “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攫取了统治新疆的大权。此时，正值我国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新疆的革命活动，领导新疆各族人民为争取和实现和平民主进步而斗争。1935年，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盛世才采取一些进步措施，提出了“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同年，我党领导各族人民组织成立了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出版了刊物《反帝战线》。1937年，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一部分进入新疆。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先后派遣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开展工作。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克服重重困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在新疆出版。随着党在新疆地区工作的开展，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学到了革命的真理，人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942年，盛世才公开投靠了国民党，反苏反共，新疆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爱国青年和无辜的劳动人民遭到残酷的迫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投入监狱并被秘密杀害，革命先辈为党的事业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8月，盛世才下台，国民党开始直接统治新疆。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进驻新疆的军队人数骤增至10万。推行保甲制度，建立“自卫团”，以镇压各族人民。维吾尔族地区原有的“伯克”，在辛亥革命以后虽已废除，但许多“伯克”有钱有势，横行地方。维吾尔族地区一般每县都有5个卡孜阿訇(大阿訇)，掌管当地宗教事务。封建豪绅与宗教上层密切勾结，操纵基层政权。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城乡，宗教法庭是执法机关，权限之大是信仰伊斯兰教各国中仅有的。劳动人民蒙冤受屈，重则惨遭鞭笞、断肢、油烹、活埋等酷刑，轻则脸抹黑灰、倒骑毛驴游街示众。教权与政权的结合从生活上、精神上奴役着维吾尔族人民。

    国民党统治新疆期间，苛捐杂税达数10种之多，农民每年仅交纳的土地税一项就占全年收入的15%以上。各族人民平均纳税金额比1937年增加了7倍。经过中国共产党人10年努力而开始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几乎摧残殆尽。国民党统治新疆的时期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历史上极其黑暗的时期。

    1944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解放后统称“三区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巴索夫等，对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乌斯满及其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革命初期的严重缺点和错误，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对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迫近新疆地区。9月25日，新疆国民党驻军在警备司令陶峙岳的率领下，通电起义。9月26日，以包尔汉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也宣布起义。新疆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解放，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维吾尔族社会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多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据《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最初称其首领为“俟斤”、“颉利发”。后来，吐迷度自称可汗。内外宰相和其他各级官吏，一般从俟斤、颉利发和可汗的家族和血缘亲近的氏族部落中挑选任命。由骨力裴罗缔造的回纥汗国是以内九族（九姓回纥）为核心，再加上外九族而构成的。内九族中的药罗葛氏为王族集团，可汗常从药罗葛氏里产生。外九族原为联合回纥反对突厥的一个部落联合体。795年，汗位从药罗葛氏转到阿跌氏手中。

    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最高统治者称为“亦都护”，其权利是专制和世袭的，他是王国的最高立法者和执行者，亦都护委任九宰相、都督、司法官和各级伯克对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进行管理。

    喀拉汗王朝的政治制度从多方面继续了原回鹘、样磨、葛逻禄、乌古斯等突厥语部族的传统，同时也深受伊斯兰国家尤其是萨曼王朝社会制度的影响。最初，喀拉汗王朝实行“双王制”，即大可汗和副可汗，大可汗称“阿尔斯兰汗”，驻于八拉沙衮，副可汗称为“卡迪尔汗”，先驻于怛逻斯，后迁至喀什噶尔。后来，喀拉汗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还使用过“布格拉汗”“桃花石汗”等称号。王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有宰相、传令大臣、宫廷大臣、将军、财务大臣、内侍大臣、叶护、伯克等。

    叶尔羌汗国实行分封制，每位汗登基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分封近亲和功臣。受封者是封地的总督。封地不能世袭，但是当某个总督的势力发展到足以与汗抗衡时，封地便成为世袭了。汗国的官制较为复杂，汗廷的最高行政官是宰相，地方官主要由汗廷委派的行政官员。叶尔羌汗国时期，宗教势力——和卓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汗国后期他们把持和操纵着政权。

    清朝前期，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并在维吾尔聚居区采取了许多新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改革了伯克制，即分散阿奇木伯克的权利，废除世袭制为任命制，并规定伯克的养廉、俸禄办法，尽量限制伯克无端搜刮百姓，但是伯克仍旧是独霸一方的封建领主。

    1884年，清朝政府在新疆建省，废除了伯克制度，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一致，实行更为直接的统治。

    辛亥革命后，新疆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杨增新、金树仁政府基本上承袭了清朝末年的制度，保留了封建王公制。盛世才统治前期，为了稳定局势，争取民心，巩固统治，制定并执行“六大政策”，这在客观上稳定了新疆的政治局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盛世才暴露他军阀本性，彻底投靠国民党蒋介石，新疆完全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党中央立即在新疆设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并相继在新疆建立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1949年12月17日，在党的领导下，由新疆各族各界代表联合组成的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包尔汉任人民政府主席。省人民政府彻底废除了历来反动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保证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并在全疆开始土地改革运动。

    1953年1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办法》正式发布。在新疆先后成立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在这个基础上，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首府设在乌鲁木齐。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进一步实现了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力和新疆的实际，制定了适应新疆特点和需要的各种法规和决议。

    风俗习惯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优秀的文化，形成自己的民族习俗，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

    维吾尔族群众现在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历史上，维吾尔族曾经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和佛教等。10世纪末，喀拉汗王朝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到了公元15世纪时，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地区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全民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有不同的教派，维吾尔族大多数人信仰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信仰瓦哈比派。逊尼派自称正统派，是伊斯兰教教徒最多的派别，他们笃信胡达和胡达的使者穆罕默德，崇奉《古兰经》。礼拜寺是逊尼派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新疆的依禅派尊奉逊尼派教义，但是在对《古兰经》和《圣训》的解释上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倡“不重今生重来世”，要禁欲、苦行和守贫。麻札是依禅派教徒活动的中心，朝拜麻札是该教的重要特点。

    维吾尔族的习俗有命名礼、摇床礼、割礼、婚礼、葬礼等。命名礼、摇床礼是给婴儿举行的仪式，给婴儿起名和祝愿他们。割礼一般只限于7岁至12岁的男性儿童，是男孩步入成年的标志。

    维吾尔族过去曾盛行包办婚姻，现在自由恋爱较为普遍。婚前，男方必须向女方交财礼。维吾尔族婚礼由阿訇主持。首先要念“尼卡”确立夫妻关系。“尼卡”仪式结束后，要举行婚宴，招待各自的亲戚、好友与同事。婚礼有迎新娘仪式、“要力托素西”(意为挡道、拦路)、揭面纱仪式、新郎与新娘为自己的婚礼所举行的庆贺仪式等。在多数地区，新娘进入新屋后，新郎方面要为男女宾客准备丰盛的宴席。宴席完了之后，要举行“麦西来甫”。在这期间，人们会欢歌雀跃，气氛非常热烈。在跳舞的过程中，有一对男女会有目的地上来跳舞，男的故意揭开新娘的面纱，女的再盖上，直到重复三遍时，新娘站起来，向宾客们深深地鞠一躬，而宾客们用掌声表示这一仪式的结束。

    维吾尔族遵照伊斯兰教规，实行土葬，主张速葬。在超渡亡灵的伊斯兰教仪式“纳玛孜”结束后，用抬尸床将尸体送至墓地，挖穴安葬，不用棺材，不用任何陪葬品。墓丘多长方形，也有圆形的。坟地周围砌围墙，不许牲畜进入，不许取土挖土。维吾尔族在死者当日、3日、7日、40日和周年时进行祭奠活动，维吾尔语称作“乃孜尔”。在所有的祭奠活动中，7日、40日与周年都比较隆重，要宴请亲属、朋友、乡亲与同事做“杜瓦”(祈祷)，请阿訇诵经。祭奠中的饭食主要是抓饭等。按照传统习俗，凡来参加“乃孜尔”的男子必须头戴帽子，女子头戴围巾。

    维吾尔族的传统饮食以面食为主，喜食羊、牛肉，蔬菜吃得相对较少。主食的种类很多，最常吃的有馕、抓饭、包子、拉面等。馕是用小麦面或玉米面制成的，在特制的火坑内烤熟，为形状大小和厚薄不一的圆形饼。抓饭，维吾尔语称“颇罗”，是用大米、羊肉、羊油、食油、胡萝卜焖成的一种饭食，味道鲜美。蒸包子，维吾尔语称“曼它”；烤包子，维吾尔语称“撒木萨”，用面做皮，用羊肉丁、羊油拌少许洋葱做馅，皮薄肉多。另外有拉面、炒面、汤面、“纳仁面”等。名菜有烤全羊、清炖羊肉、烤肉等。维吾尔族严格禁止吃猪肉、驴肉、狗肉、骡肉。在南疆部分地区还禁食马肉(北疆牧区或农牧区则无此限制)。一般未念经宰杀的牲畜和家禽也禁食。维吾尔族喜欢饮茶。维吾尔茶是由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荜澄茄等15种天然植物经科学加工精制而成，具有健脾胃、化食、散寒、驱风、润便、醒脑之功能。

    维吾尔族服饰种类多样而又优美。传统的男子外衣称为“袷袢”，长过膝、宽袖、无领、无扣，穿时腰间系一长带。女子普遍穿连衣裙，外罩坎肩或上衣。妇女和姑娘都喜欢用天然的乌斯蔓草汁画眉，染指甲，戴耳环、手镯、戒指、项链等。妇女外出时，要带头巾或蒙面纱。维吾尔族不论男女老幼都喜欢戴“尕巴”(四楞花帽)，用黑白两色或彩色丝线绣出各种民族形式的花纹图案。过去未婚少女都梳十几条发辫，以长发为美。婚后一般改梳两条，辫梢散开，头上别一把新月形的梳子作为装饰，也有将双辫盘成发髻的。现在，除了传统的服装和服饰之外，在城市普遍流行穿时装。

    维吾尔族传统的庭院式的住宅大致可分为“外间”、“餐室”、“后室”三种基本平面组合形式。各地区大都以一种形式为主，但同一形式在具体布局上也有较大差别。浩瀚的沙漠、剧烈的风沙、夏季炎热少雨、冬季寒冷的生态环境，使维吾尔族非常注重对环境的改造和美化，因而庭院式的住宅在果园花圃、白杨、葡萄棚的衬托、掩映中显得非常朴实、清新与雅静。对房屋的装饰，维吾尔族也非常重视，呈现出多样化的装饰手段。不过，每个家庭墙壁上都挂有壁毯，土坑上都铺有地毯，这是其共同的特点。

    维吾尔族的传统节日，有肉孜节、古尔邦节和诺鲁孜节。前两个节日都来源于伊斯兰教，日期是按伊斯兰教历计算的，每年都在移动。肉孜节又叫“开斋节”，因为它在封斋一个月后举行，一般要过3天。古尔邦节又叫“宰牲节”，在肉孜节过后70天举行，家境好的，都要宰一只羊。诺鲁孜节是维吾尔族人民最古老的传统节日，在春分时节，相当于公历3月22日。在这一天，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和传统的“麦西莱甫” 。

    维吾尔族是一个尊老爱幼，热情好客的民族。路遇尊长或朋友，要把右手放在胸口，男子相见要握手，妇女相见要互相拥抱，贴一下右脸，都以“撒拉木”问安，最后，双手抚膝躬身道别。晚辈要先向长辈施礼，现在多以握手作为见面礼。

    维吾尔族普遍认为宾客盈门是令人羡慕的事，说明这家人为人好。通常客人如果同时到来，要分男女长幼进门，上炕入座，最尊贵及最年长的客人，要坐在炕中间主人特意铺的褥子上。饭前饭后主人都会提着洗手壶为客人冲洗双手，一般冲洗三遍，客人不得将水乱甩。主人先给每人斟一碗茶水，双手敬上，然后在客人面前铺开一张餐布，摆上各种点心、瓜果及美食，有条件的还要宰羊款待来宾，让客人尽情享用。有时主人会弹起都塔尔、热瓦甫等民族乐器，以歌舞助兴。用餐结束时，在年长者的带领下，要念“都瓦”祈祷。如果天晚了，主人总要热情挽留，拿出最好的被褥给客人用。客人临走时，主人总要送出大门以外，目送客人远去。

    维吾尔族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在维吾尔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吾尔文学的主体由三部分组成：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

    维吾尔民间文学体裁形式多样，有民间故事、寓言、笑话、谚语等。其中，民间故事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内容往往是统治者残酷盘剥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利用智慧，巧妙地揭发和挫败统治者的阴谋诡计，如《桑树荫影的故事》、《阿凡提的故事》等。还有鼓舞劳动热情，抒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教育后代，以及描写爱情生活的故事。如民间故事《三条遗嘱》是教育人民要团结互助，战胜困难，从而获得幸福的故事；《两个懒汉》是教育人们要热爱劳动，不图安逸享受的故事；《聪明的其满汗》、《农家姑娘》、《钟情机智的女人》是对维吾尔族妇女们勤劳和高尚品德的热情赞扬和歌颂。

    维吾尔古典文学以《乌古斯可汗传》、《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真理的入门》和《五部长诗集》最为著名。

    《乌古斯可汗传》，又称《乌古斯可汗传说》，是在古代维吾尔族人民中广为流传的一部民间英雄史诗。其内容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古代维吾尔族古老的神话、传说；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乌古斯可汗征战的历史。它用民间史诗特有的写法叙述了许多历史故事，再现了维吾尔族先民社会生活的原始风貌，对于研究古代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学和语言具有重要的价值。

    《福乐智慧》是玉素朴•哈斯•哈吉甫献给当时喀拉汗王朝的君主不格拉汗的。用突厥文写成，直译应为“给予幸福的知识”。阐述诗人经邦治国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体现了诗人倡导的行为准则和人生理想。诗歌总结了维吾尔族草原游牧文化，诗人公开宣称“以秦国圣哲的至理微言写成”，既继承了汉族文化，又接受了阿拉伯、波斯和中亚文化的影响，从而开创了维吾尔文学的新时代，这部辉煌巨著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哲理性、优雅的艺术性和多种文化的兼容性，影响大、流传广。目前，《福乐智慧》在国内有维文、汉文版本，在国外已有俄文、英文、德文、土耳其文、乌兹别克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等多种全译本和日文、乌克兰文等节译本。

    《突厥语大辞典》是玛赫穆德•喀什噶里于公元1074年用阿拉伯语编写成，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突厥语辞典。这部辞典提供了有关新疆和中亚地区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和各种专业术语，可称为一部关于突厥民族的简明百科全书。全书除了长篇序言外，共有七千多词条。《突厥语大辞典》附有一幅圆形地图，这幅地图描绘出作者当时所了解的世界，也是流传到今天的最早和最完整的中亚地图。

    《真理的入门》是由艾合买德•尤格纳克写于13世纪初的一部劝戒性长诗。用阿鲁孜韵律的木塔卡里甫格式写成。作者以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劝戒世人遵循教规和公德，以此恢复社会的秩序和宁静。《真理的入门》对研究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维吾尔文学、语言、历史和哲学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五部长诗集》由艾里希尔•纳瓦依创作，为五部叙事长诗的合集，用察合台文写成，其哲学思想对维吾尔族的伦理道德的形成影响极大。五部叙事长诗中以《圣贤传》最为有名，记述了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些著名圣贤人物，对维吾尔古典文学影响很大，并在维吾尔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17世纪—20世纪初还出现了一些揭露封建统治势力与封建专制制度的作品，如赫尔克特的《爱情与苦恼》、阿不都克热木•那扎里的《热比亚一赛丁》、《莱丽与麦吉侬》等。

    维吾尔现当代文学受俄国影响较大。小说、戏剧的出现，突破了过去以诗歌独尊的传统，代表作有黎•穆塔里甫的《黎•穆塔里甫诗选》(汉文)、《黎•穆塔里甫文集》(汉、维文)，尼米希依提的《祖国之恋》、《塔里木姑娘》，赛福鼎•艾则孜的《第一列火车的呜叫声》、《阿曼尼莎汗》等。

    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从体裁上可分为木卡姆、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民间器乐、说唱音乐、宗教音乐等，继承了疏勒乐、于阗乐、龟兹乐、高昌乐、伊州乐的的优良传统。其中，“十二木卡姆”是一种包括歌曲、器乐曲和舞蹈在内的古典大曲形式，有喀什木卡姆、多朗木卡姆、哈密木卡姆三种类型，由民间音乐家们在习俗节日、喜庆婚礼和娱乐晚会上表演。16世纪杰出的维吾尔族女音乐家阿曼尼沙搜集整理各地流行的木卡姆，将其编为十二套歌舞大曲，使木卡姆形式趋于定型。2005年，“十二木卡姆”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维吾尔族民族乐器有弹拨、吹奏和打击乐器等数十种之多。“独他尔”和“热瓦甫”是最常用的独奏和合奏乐器，音色清亮、柔和。“达甫”是用手指敲击的羊皮鼓，鼓边木框镶有许多活动的小铁环。随着鼓声铿锵作响，多用于舞蹈伴奏。

    维吾尔族的舞蹈轻巧、优美，以旋转快速和多变著称。传统的舞蹈有顶碗舞、大鼓舞、铁环舞、普塔舞等。“赛乃姆”是最普遍的民间舞蹈形式。即兴表演的舞蹈有时一人独舞，有时二人对舞，也有时三、五人同舞的。在乐队伴奏之下，围坐成圆圈的群众拍手唱和。当音乐节奏由中速转为快速，舞步也越来越急促时，“凯——那”(加油)、“巴力卡勒拉”(妙啊)的呼声随之四起，舞蹈者的情绪也更加炽烈。各地的“赛乃姆”具有自己的风格，通常冠以地名。如喀什“赛乃姆”、伊犁“赛乃姆”等，以示区别。流行全疆尤其盛行于南疆的“夏地亚纳”，意为欢乐的舞，是一种民间集体舞蹈。参加人数不限，队形也不固定。不同地区的“夏地亚纳”，曲调各有特点，有的欢腾华丽，有的浑厚有力。“夏地亚纳”的基本步伐以小跳步为主，两臂上举，手掌内外快速抖动，给人以欢乐、轻快之感。被誉为民间艺术之花的“多朗”舞，是富有劳动人民生活气息的舞蹈。它的内容表现了古代麦盖提一带人民的狩猎活动。舞蹈动作骠悍、刚劲、热情奔放、节奏感强。伴奏“多朗”舞的音乐，称为“多朗木卡姆”、“多朗赛乃姆”，曲调结构朴实、演唱风格宽广、豪迈，具有浓郁的草原情调。还有流行于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地的“纳孜尔库姆”，用舞蹈动作表现活泼、诙谐的内容，充分反映出维吾尔族人民乐观开朗的性格。

    维吾尔医药学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吾尔族医药学”简称“维医”，有悠久的历史和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维吾尔医学以“土、水、火、空气”为代表的“四大物质学说”和“血津、痰津、胆津、黑胆津”的“四津体液学说”为基本理论，创立了一整套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诊断疾病重视查脉、望诊和问诊。内科疾病多以内服药为主，非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采用调正法，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采用致病体液成熟法、致病体液排泄法、主药根治法，此外还有熏药、坐药、放血、冷热敷、日光浴、温泉浴、埋热沙等20多种疗法，对肝胆疾病、消化疾病及白癜风、糖尿病、血管硬化性心脏病等有着较好的疗效。在外科方面，在服药的同时采用烙法、热罨、披兽皮、结扎、手术、针刺、按摩、手法复位等20多种疗法，常用药已达800多种，制剂400多种。

    维吾尔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医生、医学家和医学著作。维吾尔名医比吉•赞巴•希拉汗的《医学宝鉴》、《伤寒解义》，维吾尔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法拉比（870—950年）的《论自然界》、《论人体学》、《论神经学》、《器官的功能》、《论自然物的热性、寒性，湿性、干性》，维吾尔名医贾马力丁•阿克萨依的《阿克萨依》，著名维医药学家胡都优木汗•阿吉（1567—1658）参与编写的《回回药方》，喀什维医医院创建人玉素甫•阿吉生前编著的《卡祖农》，第一部大型维医著作四卷本的《维吾尔医百科全书》等，都是优秀的维吾尔医学著作。

    发展现状

    解放初期，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为新疆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新疆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的生机；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新疆加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新疆和平解放后的50多年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和支持下，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为建设美丽、富饶的新疆进行了不懈努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进行大规模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不断发展。1950年， 在各级政权建立后，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开展了减租反霸运动。以此为基础，1951年9月，新疆拥有四百万人口的农业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1963年底胜利结束。土改后的第一年，粮食大幅增产，原来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贫困农民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在民主改革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使新疆农业生产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到1978年，全区粮食产量达370.0万吨，比1949年的84.8万吨增加了3.4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充分调动了维吾尔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广大的维吾尔族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维吾尔族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到2005年，新疆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831.1亿元，粮食总产量876.6万吨，棉花产量187.4万吨，油料产量38.9万吨，甜菜产量419.1万吨,牲畜年末存栏5350万头。目前，新疆已成为全国最大商品棉、啤酒花和番茄酱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畜牧业和甜菜糖生产基地。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刚刚和平解放的新疆，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为迅速改变这一状况，驻疆人民解放军和新疆生产兵团的广大战士，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无私地将积累和节约的资金全部投入新疆的现代工业建设，创建了新疆第一批钢铁、纺织、发电、汽车修配、农机、露天煤矿等现代化工矿企业，为新疆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78年，新疆工业企业单位达3731个，是1949年的十多倍，工业总产值达33.9亿元（当年价），比1952年增加了16.7倍（按可比价计算）。改革开放以来，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按照中央部署，新疆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取得显著成效。2006年底，新疆已有29家上市公司，总股本达100.19亿元，总市值达735.58亿元。经过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的发展，新疆已形成了一个包括钢铁、煤炭、石油、机械、建材、纺织、皮革、制糖等门类基本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2004年，新疆工业企业个数达5807个，工业总产值达1656.0亿元（当年价）。目前，新疆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煤电、煤化工基地，克拉玛依油田、塔里木油田和吐哈油田“三大油田”油气产量屡创新高，准东、准北、准南、三塘湖、吐哈、伊犁、尤鲁吐司、焉耆和塔北“九大煤田”预测储量约占全国煤炭预测总储量的30%，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的达坂城、阿拉山口、吐鲁番等“九大风区”开放潜力巨大。新疆能源工业的迅速发展，将为缓解我国能源供应紧张、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对外开放逐步展开并不断深化。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占全国1/4的陆地边境线，为新疆对外开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98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在国家人力物力的支持下，实行了“全方位开放，向西倾斜”、“外联内引、东联西出”的方针，1987年，新疆已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90年代，我国发展战略重点西移，北疆铁路的建成使新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这里对外贸易的触角延伸至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南疆铁路的建成打破了塔里木盆地的封闭，石油、棉花的外运再也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边境贸易一直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重头戏。1986年，国家正式批准新疆开展地方边境贸易。目前，新疆已与119个国家和地区建成了贸易往来关系，拥有国家批准的一类开放口岸16个，其中陆路口岸14个，航空口岸2个；二类开放口岸11个。“十五”期间，新疆边境贸易额累计达148.1亿美元。作为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重点省区，新疆已经逐步形成了沿边、沿桥(亚欧大陆桥)和沿交通干线向国际、国内拓展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

    交通、通讯、邮电事业突飞猛进。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人们远行、运物主要借助畜力，现代交通基本空白。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来，新疆的交通运输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2年底兰新铁路铺轨到乌鲁木齐，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1984年全长476公里的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西段建成通车，1990年全长460公里从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的兰新铁路西线顺利建成通车，贯通第二亚欧大陆桥；1994年兰新铁路复线建成通车，1999年全长975公里的南疆铁路库尔勒西至喀什段建成通车。到2005年，正线营运里程已超过3000公里。1949年，新疆只有几条简易公路，通车里程仅3361公里，到2005年，全区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953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41公里，一级公路883公里，二级公路6993公里。目前，已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7条国道为主骨架，东联甘肃、青海，西出中亚、西亚各国，南通西藏，并与境内68条省道相连接，境内地市相通、县乡相连的公路交通运输网。新疆民航现已新建扩建了乌鲁木齐等11座机场，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连接国内外65个大中城市和区内12个地、州、市的空运网，通航里程已达16.18万公里。邮电通讯已建立起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辐射各地州市县乡的日趋完善的邮电通讯网络。全疆所有县市均已实现全国电话长途直拨，全疆电话数达262．6万户。数据通信网、多媒体通信网发展迅速，相继建成了覆盖各地州市的ATM宽带网，并开展了IP宽带网城域网的建设。移动通信网络能力大幅提高，建成了覆盖全疆的移动网，全区移动通信交换机容量已达292．4万户。

    教育事业兴旺发达。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学院是新疆唯一的高等学校，学生仅300人；中学只有9所，不足3000人；小学生不到20万，而且多半集中在城市，牧区儿童几乎无书可读，文盲率高达90%以上。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新疆的教育事业实现了巨大的飞跃，2005年与1949年相比，全区小学由1335所增加到5209所，在校学生数由19.79万人增加到214.38万人；普通中学由9所增加到1952所，在校学生数由0.29万人增加到154.13万人；普通高校由1所增加到31所，在校学生数由0.04万人增加到18万人。全区受教育人口比例显著提高，2005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7%，小学毕业生升学率99.3%；初中学龄儿童入学率87.7%，初中毕业升入普通高中升学率40.7%；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2%以下。同时，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维吾尔族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已下降到9.22%，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达到了6.83年。

    卫生事业快速发展。1949年，新疆只有54医疗机构、696张病床，每万人只有1.6张病床、0.19名医生，而且卫生机构都集中在少数城市（镇），那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0岁。2005年末,全区已有卫生机构8087个，其中，医院、卫生院1516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197个，卫生监督检验机构30个；卫生技术人员9.63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助理医师4.14万人，注册护士3.07万人；拥有病床7.98万张，其中医院、卫生院拥有床位7.60万张。乡镇卫生院有825个，卫生技术人员1.34万人，拥有床位1.29万张。广大农牧区已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危害各族群众健康的地方病、传染病已基本被消灭，农牧民缺医少药、备受疾病折磨的历史早已结束。目前，新疆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延长到71岁。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解放初期，新疆大部分群众衣不裹体,食不裹腹，生活十分贫苦。到1978年，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19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19元，新疆各族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到 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100元，人均消费支出6208元，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0.15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82元，人均消费支出1924元，人均住房面积21.13平方米。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总体上正在实现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

    进入21世纪的新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新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通过共同努力，一定能把新疆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