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创新食品药品监管方式，注重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提升监管效能，加快实现全程留痕、信息可追溯。曾经做过多年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屈谦，长期关心着医疗卫生、药品交易、质量标准等问题。昨日，屈谦表示，实施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应逐步建立全国统一或按大区划分的第三方医药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保障药品供应和安全。

　　药品进口

　　增加重庆口岸作为首次进口药品通关功能

　　重庆商报：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规定首次在国内销售的药品（简称首次进口药品）只能从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口岸通关，对此，您怎么看？

　　屈谦：随着近年来我国药品进口量不断增加，尤其是首次进口数量的大幅增加，其规定执行面临以下困难和问题：第一，北上广三地日常药品进口量过大，给监管带来压力。据不完全统计，上述三地首次进口药品通关检验量为：北京4万件/年，上海7万件/年，广州3万件/年，药检机构非常繁忙，整个检验流程大约需要2~3个月。而中西部重点城市的日常进口检验量不到北上广的十分之一，检验人员配置已比较充足，整个检验流程约需15~30天。第二，首次进口药品通关口岸布局欠合理，导致不少药品市场供应短缺。目前，国外制药公司基本都将首次进口的企业选作国内代理商，之后的再进口一般不会轻易改变国内代理商，导致药品进口资源大量集聚在北上广三地，不少好药、新药均需要通过北上广三地辗转流通到全国各地。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在一些疾病的治疗上面临缺药、少药的局面，如瑞典阿斯利康的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日本SENJU公司的普拉洛芬滴眼液、华瑞制药的大量进口品种等都因为进口药检时间过长、厂家产能不足等原因导致市面长期缺货。

　　因此，应进一步优化首次进口药品通关口岸布局。首次进口药品均为经国家食药监检验技术机构进行药品标准复核、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颁发的进口药品注册证的品种，其进口通关过程与其他非首次进口品种（生物制品除外）相比，没有更高的监管难度和技术检测要求，北上广以外的其他口岸，通过多年的实际工作锻炼，均基本具备对这类品种的进口通关监管和检验能力。建议国家统筹全国资源，对一些中西部口岸，如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上的重庆，应该拥有授权首次进口药品的通关功能，缩短进口药品的检验时间，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用药需求。

　　另一方面，要明确首次进口药品口岸和药检机构能力建设相关要求。目前，国家尚未明确首次进口药品通关口岸的建设标准和要求，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不断壮大和老百姓对进口药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多开放一些药品进口通关口岸，尤其是首次进口药品通关口岸是大势所趋。建议国家明确首次进口药品通关口岸的建设标准和程序，指导各地药监和海关部门及时对标对表，有的放矢地加强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监管水平。

　　药品交易

　　打破市场壁垒建立全国性药品交易平台

　　重庆商报：2017年国务院医改办、人社部和国家卫计委等部委积极推行全国集中议价、鼓励跨区联合采购、建立价格联盟，实施两票制等重要医改举措，目的是在跨区合作上实现规模性增长，提高议价能力，降低药品价格，缩短流通环节，规范流通秩序。您怎么看待进一步规范药品交易问题？

　　屈谦：目前，药品采购上面临了一些问题。如，行政地域化较突出，造成全国市场分割，难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的市场秩序；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等多种因素的存在；企业面对各省的招标组织，应对不同的招标政策，营销成本畸高，恶性竞争严重；各地重复建设招标平台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各省的药品招采平台已无法满足跨区域联合采购等国家战略需要，逐步建立全国统一或按大区划分的第三方医药交易公共服务平台时机已经成熟。

　　建立全国性药品交易平台，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市场体系、简政放权、推进价格改革等精神，为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提供有效的载体，发挥市场在药品资源配置、价格调节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维护医药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形成公平、统一、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

　　三是发现药品市场合理价格。全国统一平台交易，增大价格谈判砝码（尤其是外资药品价格谈判的主动权），有助于发现市场价格，逐步从国内的价格发现中心升级为全球药品定价中心。

　　四是规范药品流通秩序，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通过平台交易和智能追溯，全面支撑从生产到流通到医疗机构各开一次发票的“两票制”。同时，平台整合的“产供销用存”等大数据可以为政府决策和监督提供参考和支撑，提高医药流通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保障药品供应和安全。

　　五是促进公平有序竞争，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通过互联网技术显著降低药品生产企业的运营成本，避免一个企业应对30个省级采购中心、几百个地市级谈判机构，减轻医药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在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医药企业公平竞争，通过市场调节手段实现优胜劣汰、优化重组，推动医药产业供给侧改革，促进医药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六是助力深化医改，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平台通过全流程交易实现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五流合一”，确保信息数据的统一性、公益性、安全性、准确性和保密性，通过大数据整合、共享共用，推动三医联动改革，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七是通过实施统一的制度规则、共享的信息系统、规范透明的运行机制，为交易主体、社会公众、行政监管部门等提供综合服务，减少药械购销领域的不正之风和暗箱操作。

　　社会治理

　　推动大数据在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和应用

　　重庆商报：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的必然趋势和迫切要求，对此，应该如何做？

　　屈谦：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数据管理法规，只在少数相关法律条文中有涉及到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规范的内容，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数据管理、数据应用的需求。我国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数据资源掌握量大，但存在“不愿”、“不敢”、“不会”共享开放的问题。一些先发展起来的企业，不断获取行业数据，但“有收无放”，呈现出数据垄断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大数据技术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集中在应用技术层面，在大数据基础理论与核心算法层面，较之一些技术发达国家仍明显落后。数据在采集、跨境跨系统流转、交易、销毁等环节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多系统、多环节的数据隐性留存，导致数据跨境跨系统流转追踪难、控制难，数据确权和可信销毁也更加困难。我国大数据应用存在互联网虚拟经济应用热、实体经济应用冷的现象。

　　对此，在数据管理机制方面，当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模式对网络数据进行管理以确保其安全，值得借鉴：一是以欧盟为代表的设立数据管理专门机构的模式，设立了欧盟数据保护专员（EDPS）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由共同体机构和组织进行的个人数据处理。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模式，通过采取登记注册、公示公布、行政处罚、刑事制裁等多种手段加强对数据的管理。

　　通过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数据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政府决策、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建立国家级、区域级、行业级的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平台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当前，各地过于注重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投入，因地制宜和应用需求导向不够，可能导致数据中心建设过热、超前投资、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所以，政府主导的数据中心建设不能走类似的路径，应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合理布局数据中心，力争高效率。加快建立与完善数据资产保护、数据互操作、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数据资产管理和权益归属制度，对数据资源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明确不同类型数据资产在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规范和法律要求，明确数据资产权益归属原则，指导建立数据交易规则与标准体系，完善数据交易监管机制。

　　同时，推动大数据在实体经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和应用，推进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形成引领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动力。重点推动大数据在制造业领域的融合应用，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发展数字经济。

　　质量发展

　　强化“战略观”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

　　重庆商报：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能产生更多高质量，您觉得怎样制定和完善标准化，才能提升产品质量？

　　屈谦：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中仅名称相同的就有近2000项，有些标准技术指标不一致甚至冲突，一些企业制定实施低于推荐性标准的企业标准。同时，我国国家标准制定周期平均为3年，标准制定周期偏长，远远落后于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标准更新缓慢，“标龄”高出德、美、英、日等发达国家1倍以上。同时，对标准实施评估反馈不够，有的标准实施效果不明显，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不到位，尚未形成多部门协同推动标准实施的工作格局。

　　为此，国家应强化标准化“战略观”，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明确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建议由国务院批准发布《中国标准2035》。推动各类标准公开，提升协作层次。

　　与此同时，应种好质量监管“责任田”。认真贯彻《标准化法》，推动国家监察部门对不依法制定政府标准的行为纳入重点监察范围。完善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市场自律、社会监督机制，对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制定和实施中的违法行为，应予以纠正和查处。对中央提出的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和国务院部署的标准化工作改革各项任务纳入重点考核，对改革推进不力的，要严肃问责追责，确保责任落到实处。同时，建立国家层面标准信息大数据平台，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建立标准信息大数据国家平台，提高行动效率，实现标准共商共建共享。